你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了。你我互相扶持，患难与共三十三载，到了今天，我仍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这几天是清明佳节，我加倍的思念你，每天都在悲伤和回忆中度过。今天依照中国清明节的风俗，我在你墓前把柳树枝插在软溶溶的春泥中。我欲乘风飞渡奈何桥去找你。
你的样子还是一样吗？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认得我吗？你还会叫我吗？你叫我做Peter。在你离开的十天前，情况已经不好，无法言语。我对你说“我是Peter。我来看你。”你微弱的叫了一声“Peter”。跟著你抖擞全身仅存的力量，大叫一声“Peter”。这是你最后一次叫我了。我们还能一同外出吗？我们每次外出，你坚持拿所有的东西，我两手空空走在你旁边。韩国人夫妇外出就是这样。路上行人都以为我们是韩国人。当我们没有东西拿的时候，并肩携手，何情不语？何事不诉？有一次你说“很少人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还会拉著手，也许会有人学我们。”我们还会不会拉手呢？会不会相逢见面不相识？或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天国有很多通菜吗？你喜欢吃椒丝腐乳通菜。你在医院曾叫我给你买腐乳。但那时你已不会进食，所以我没有买。近日有客户送了台湾腐乳，装在陶罐里。我已经打开了放在餐桌上，你可以回来吃。我没有徙居忘妻。你的衣物，一件都没有扔掉，摆设一切如常。这还是你的家，只是增设了你的灵位，以免我每天回来空洞不见人。我对你的死不甘心，叫安妮把你的照片放大成海报。有时，我在梦中，忽忽觉得你仍在身边。你自觉一生事业成功，婚姻美满，已无怨言，但弃我先去，最不放心的，是没有人照顾我的生活。我少年离家，独居已惯，你不必为我担忧。
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死三日回魂，有人甚至对我说在亲人死后的第三个晚上，听到铁链拖在地上的声音。我不相信你是给牛头马面用铁链锁著，押回家来的阴间一鬼。你因家庭背景不好，不能进入大学，只能读到高中毕业，但你自学音乐，琵琶、古琴、笛子，都有很深的造诣。你到香港后，因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懂英语，人生地疏，只能在时装店做售货员。两年后，你向报馆投稿，找到记者的工作，再升迁为编辑。在进入传媒行业短短的六年中，你成为香港有名的作家。但为了我，你放弃了有无限发展的事业。
到了加拿大，你专心写作，创造了第二轮事业。你的写作，凄婉清丽，直追李清照，在女界大受欢迎。你出版过22本书，其中两本是畅销书。你获得“中国文联最佳小说奖”，做过暨南大学的驻校作家。可惜你积劳成疾，不能继续发展。你孝父母而友弟妹。当你在香港的时候，经常回广州，以你细小的身材，背负大量的衣服、用品和食物回家。你热心助人，在广州、香港或多伦多的同学同事，都知道而且不会忘记。花已凋谢，却永留芬芳在人间！
在你远离我们之后，最应该向你汇报的，是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蕙兰(Chrystia Freeland) ，向我发出了悼念信。加拿大是世界各国海外作家的集中地。因为有高度的言论自由。东欧、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的很多作家，都离开自己本国，来加拿大继续写作。副总理的信，是海外作家很大的光荣。你也可说是“生荣死哀”了。
你和我结婚之前，已知道我没有钱。我社会意识极强。对贫苦的人，不幸的人，都想帮助他们。语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世上贫穷的人，不幸的人，理不胜理。但我帮过的人，我可改变他的一生。我好打不平，对不正义的事情，都想参加抗争，以致一生不事生产，累你几十年间，必须克勤克俭。你在成长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粮食不足，以致不良于听。有时我讲话你听不到，我就大叫起来，事后又觉得很懊悔，何不忍耐一下？在你最后的一天，穗媚、安妮和我下午三时来看你后就离去。到了十时，医院打电话叫我马上去。我和安妮赶到时，你已断气。在你弥留时刻，我没有陪在你床前。我有负于你，你无负于我。
我毕生“勇往直前，不顾人言”，深信“如你与我道路相同，很好。如果道路不同，那也没有办法！”我的价值观，在我生命中，已得到发扬并且略有成就。人生到此复有何求？我只希望在我剩馀的日子，写一长文，指出国民党在大陆，因历史潮流的汇合而失败，并非是因为贪污。有朋友建议我把文章扩大成书。你与我志趣相投，因写作而结合。你常为我修改文章，使我成为作家。如你仍在，必定能把我这要写的文章，修改成书。
我和你谈话，你听到吗？天色渐渐灰暗下来，墓园的人都走光了，寂静得可怕。我回家了，还不断地回头望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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