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了。你我互相扶持,患难与共三十三载,到了今天,我仍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这几天是清明佳节,我加倍的思念你,每天都在悲伤和回忆中度过。今天依照中国清明节的风俗,我在你墓前把柳树枝插在软溶溶的春泥中。我欲乘风飞渡奈何桥去找你。 你的样子还是一样吗?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认得我吗?你还会叫我吗?你叫我做Peter。在你离开的十天前,情况已经不好,无法言语。我对你说“我是Peter。我来看你。”你微弱的叫了一声“Peter”。跟著你抖擞全身仅存的力量,大叫一声“Peter”。这是你最后一次叫我了。我们还能一同外出吗?我们每次外出,你坚持拿所有的东西,我两手空空走在你旁边。韩国人夫妇外出就是这样。路上行人都以为我们是韩国人。当我们没有东西拿的时候,并肩携手,何情不语?何事不诉?有一次你说“很少人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还会拉著手,也许会有人学我们。”我们还会不会拉手呢?会不会相逢见面不相识?或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天国有很多通菜吗?你喜欢吃椒丝腐乳通菜。你在医院曾叫我给你买腐乳。但那时你已不会进食,所以我没有买。近日有客户送了台湾腐乳,装在陶罐里。我已经打开了放在餐桌上,你可以回来吃。我没有徙居忘妻。你的衣物,一件都没有扔掉,摆设一切如常。这还是你的家,只是增设了你的灵位,以免我每天回来空洞不见人。我对你的死不甘心,叫安妮把你的照片放大成海报。有时,我在梦中,忽忽觉得你仍在身边。你自觉一生事业成功,婚姻美满,已无怨言,但弃我先去,最不放心的,是没有人照顾我的生活。我少年离家,独居已惯,你不必为我担忧。 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死三日回魂,有人甚至对我说在亲人死后的第三个晚上,听到铁链拖在地上的声音。我不相信你是给牛头马面用铁链锁著,押回家来的阴间一鬼。你因家庭背景不好,不能进入大学,只能读到高中毕业,但你自学音乐,琵琶、古琴、笛子,都有很深的造诣。你到香港后,因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懂英语,人生地疏,只能在时装店做售货员。两年后,你向报馆投稿,找到记者的工作,再升迁为编辑。在进入传媒行业短短的六年中,你成为香港有名的作家。但为了我,你放弃了有无限发展的事业。 到了加拿大,你专心写作,创造了第二轮事业。你的写作,凄婉清丽,直追李清照,在女界大受欢迎。你出版过22本书,其中两本是畅销书。你获得“中国文联最佳小说奖”,做过暨南大学的驻校作家。可惜你积劳成疾,不能继续发展。你孝父母而友弟妹。当你在香港的时候,经常回广州,以你细小的身材,背负大量的衣服、用品和食物回家。你热心助人,在广州、香港或多伦多的同学同事,都知道而且不会忘记。花已凋谢,却永留芬芳在人间! 在你远离我们之后,最应该向你汇报的,是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蕙兰(Chrystia Freeland) ,向我发出了悼念信。加拿大是世界各国海外作家的集中地。因为有高度的言论自由。东欧、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的很多作家,都离开自己本国,来加拿大继续写作。副总理的信,是海外作家很大的光荣。你也可说是“生荣死哀”了。 你和我结婚之前,已知道我没有钱。我社会意识极强。对贫苦的人,不幸的人,都想帮助他们。语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世上贫穷的人,不幸的人,理不胜理。但我帮过的人,我可改变他的一生。我好打不平,对不正义的事情,都想参加抗争,以致一生不事生产,累你几十年间,必须克勤克俭。你在成长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粮食不足,以致不良于听。有时我讲话你听不到,我就大叫起来,事后又觉得很懊悔,何不忍耐一下?在你最后的一天,穗媚、安妮和我下午三时来看你后就离去。到了十时,医院打电话叫我马上去。我和安妮赶到时,你已断气。在你弥留时刻,我没有陪在你床前。我有负于你,你无负于我。 我毕生“勇往直前,不顾人言”,深信“如你与我道路相同,很好。如果道路不同,那也没有办法!”我的价值观,在我生命中,已得到发扬并且略有成就。人生到此复有何求?我只希望在我剩馀的日子,写一长文,指出国民党在大陆,因历史潮流的汇合而失败,并非是因为贪污。有朋友建议我把文章扩大成书。你与我志趣相投,因写作而结合。你常为我修改文章,使我成为作家。如你仍在,必定能把我这要写的文章,修改成书。 我和你谈话,你听到吗?天色渐渐灰暗下来,墓园的人都走光了,寂静得可怕。我回家了,还不断地回头望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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