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亚洲与世界
新国际/文◎瓦丹．贝洛(Walden Bello)
译◎陈思颖
【编按】
本文是瓦丹・贝洛2010年6月10日应邀来台演讲的内容。贝洛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与政治家。2003年，有「另类诺贝尔奖」之称的Le Right Livelihood Award将当年的奖项颁给贝洛，以表彰他「有利于地球及其住民的视野和工作」。
贝洛于1945年生于菲律宾首府马尼拉。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即积极介入菲律宾民主化运动，带领非暴力抗争，曾因此在美国入狱，也被马可仕政权列入黑名单。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他不仅坚定地与菲律宾专制政权对抗，同时也是国际反核、反战运动的要角。在亚洲，他带头要求美军从菲律宾、南韩、琉球的领土撤除其既有的基地。
1995年，他创立「关注全球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汇集亚洲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整合政策研究、倡议、草根行动的力量，针对企业主导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关注全球南方」目前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度都设有办公室。从反全球化运动到另类全球化运动，贝洛不仅是理论上的导师，也是行动的先锋。1999年西雅图反WTO示威，他遭美国警察殴伤；2001年热那亚反G8行动，他被义大利警方逮捕。
贝洛也十分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庞大外债的问题，是现任的「全球减债联盟」(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主席。他同时也是菲律宾「公民行动党」(AKBAYAN)的国会议员，在2010年5月的大选中再度当选连任。
贝洛的主要着作有：《受困的龙：危机中的亚洲经济奇迹》、《黑暗的胜利：美国与全球贫困》、《全球金融：关于整治投机性资本市场的思考》《脱全球化：新世界经济的理念》、《宰制的两难：美帝的消亡》…等。(林深靖/《新国际》主编)
首先，我想感谢浩然基金会邀请我来台湾；上次我莅临台湾是22年前，停留了6个星期，为了我在1990年出版的着作《受困的龙：危机中的亚洲经济奇迹》（Dragons in Distress: Asia’s Miracle Economies in Crisis）做研究。尽管之后我没有继续深入台湾的经济发展，但是刚好最近读到了这个岛上的发展情形，发现许多我过去在书中提到的负面影响，如台湾产业的空洞化等，在过去20年间已经恶化。
亚洲资本让人成瘾
今晚我要谈的主题不是台湾，而是「当今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亚洲和世界」。亚洲在世界经济的角色已经成为过去几年来的重要讨论主题；有时候该角色是正面的，但也有时候是负面的。
例如在危机发生之始，许多分析家认为亚洲给予美国的大量贷款是让美国消费者生活开销超出限度的关键因素，故让本应早点出现的金融泡沫延迟发生。
某些经济学家将亚洲资本贴上让人成瘾的标签，有些则说因为亚洲国家以中国中心有效地结合为经济体共同体，而当美国的需求萎缩，中国可在全球需求中扮演替代角色，故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救星。这就是所谓的「彼此脱钩」（decoupling）。
尽管期望如此，实际上发生的是亚洲出口导向经济停滞，进入萧条，或者像中国般，受到美国经济崩盘影响，从2008年的最后一季到2009年的第三季经济成长率大幅衰退。
不过今年初再度出现亚洲可以成为世界救星的说法。当美国和欧洲经济继续处于萧条或疲弱的济成长，亚洲国家看似已经大幅复苏。今年中国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高达 12%，台湾几乎13%，新加坡32%，泰国12%，菲律宾则是几乎8%；相对地，欧洲和其他国家正展开的是第二波的全球危机，许多政府面临选择破产，或选择可能造成严重萧条和高失业率的大幅紧缩方案的两难。与此相较，亚洲政府的财务表现相对优异，再次让所有对亚洲的目光聚焦在亚洲，期待其成为全球经济的救星。
我想要先提出有关这议题的乐观看法。没错，经济成长幅度又增加了。其中，政府投入的振兴经济费用是近来增长的背后主要因素，中国的需求部份带动了亚洲区的高成长率，如同中国在90年代末期引领亚洲国家脱离亚洲金融风暴。
中国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开始了，这是没有疑义的。5千860亿美金的振兴经济方案，以经济规模来比较，比欧巴马在美国的7千870亿美金的振兴经济资金还多。做为出口导向工业的中国沿岸得到的资金不多，反而是乡村直接获得大部分资金以促进内需，而且很明显地，目前暂时是如此。
但我接下来要谈的是两个应列入考量的重点。
首先，中国的领导阶层对转移策略，从出口导向成长到内需带动成长的说法是认真的吗？或者聚焦在内需市场只是权宜之计，只是出口市场复苏前的暂时方案？
第二，假定这项转移具策略性，以乡村内需带动的成长，不只推动中国经济成长，也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需求的动力，可持续性有多高？
踩在农民肩膀上的经济发展
有关第一个问题，似乎当投资在促进国内消费被吹捧为经济成长新策略时，出口经济仍旧是经济支柱，而且，西方国家的出口市场似乎仍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关键。于是，维护特定受惠经济阶级利益的整个出口导向产业部门，在过去30年来兴起与巩固，这也就不意外了。这个部门的全球化，不仅受到在地资本的支持，也受到国际资本的支持。所以在全球经济出现复苏徵兆时，很自然就断定此部门为主导性角色。许多人认为北京至今拒绝人民币升值，主要原因就是：出口部门仍是其首要考量。
不过，将经济策略重心转移到国内与乡村内需，是可持续的吗？
请容我说，以乡村需求取代出口市场的问题是，即使再加码1000亿美金，振兴经济方案也不可能抵销过去25年来，为出口导向和城市发展为主的工业成长而牺牲农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再容我用几分钟来讨论中国转向农村的突兀点，因为把重点放在供需的经济学家，常常忘记体制和结构是缺乏弹性的，我确定你们在座当中有许多人熟悉我将提到的中国乡村政策的大致状况。
讽刺的是，中国过去30年的崛起，是从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的乡村改革开始。农民希望结束毛泽东时期的公社制度，邓小平和他的改革政策则运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方案下，每户获得一块耕作的土地，而允许每户在将部分收获以各省决定之公定价和量卖给政府部门后，保留剩下的收获；或者直接以现金缴税，剩下来收获可以留作自己用，或卖到市场。中国的相关学者有个共识，认为当时是农民的美好时期，农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农村的贫穷人口从 33%减少到11%。
然则，以沿海为基础，出口导向工业带动中国经济快速整合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终究结束农民的黄金时期。该策略在1984年第12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推动，根据农村发展学者陈贵迪和吴春桃的说法，这是踩在农民肩膀上建构城市工业经济的重要元素。[1]
城市工业发展策略造成的结果是绝对的。农民的收入从1978年到1984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5.2%，到了1986年到1991年平均降低率为2.8%。尽管在90年代初期有些许回升，但农村收入的停滞在90年代后期相当明显。相反地，城市收入在8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乡村收入，在2000年以前，城市收入平均是乡村收入的6倍。
乡村收入的停滞，是因为政策造成农业部门的工业投入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价格下滑以及税赋的增加，上述因素的结合，农村的收入遂被移转至城市。
官僚像怪兽般成长
榨取农民盈余的主要机制是课税。1991年以前中央政府向农民课149项农产品的税赋，然则，中央的税收还远远不及层级较低的政府机关所吞噬掉的，因为，地方层级政府也开始课税并收取各项费用。这几年，各级乡村地区政府共将269项农产品课以税赋，并收取各式各样的行政费用（通常是任意加诸的）。根据上级规定，赋税和费用不应该超过每位农民收入的5%，但实际上数字常常远大得多，有些农业部门的调查发现农民的税赋负担为15%，也就是官方规定上限的3倍。
如果农民的公共健康照顾可以改善、可以得到更多更多教育、农业基本建设之回馈，那么，增加的税赋可能还可以承受。若是缺乏这些具体的福利，农民所4的税，基本上是在补贴陈贵迪和吴春桃所指责的地方官僚，于是，农民的税赋「让官僚怪兽般的成长，让那些除了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却什么也不会做的无数官员得以到处流窜。」
除了受制于投入成本增加，农产品价格滑落和更密集的苛捐杂赋，在以城市工业发展为核心的经济策略之下，农民更是首当其冲。根据一项报告：「为了开、盖机场、水坝、工厂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公共或私人的投资，4千万农民被迫离开土地[2]；此外，每年还有2百万人被强制迁移。」另外有研究指出的数据更高，在2004年以前，共7千万农户（若以每户4.5人计算），也就是有3亿1千5百万人因为土地的抢夺而被迫迁离。
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因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删除农产品配额和关税，相较之下，显得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中国加入WTO的成本相当大，且不符比例。政府大砍平均农产品关税，从54％到15.3％不等，相较于世界平均的62％，显然是砍过头；这也让商业部长吹嘘（或埋怨）道：「历史上没有一个WTO会员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删除如此大的关税。」
WTO协定反映了中国目前的优先策略。如果政府选择让其大部分的农业处在风险中，如大豆和棉花，是因为共产党希望让全球市场能为其工业产品出口开放或保持开放。
此贸易的社会结果完全可感受，但是立即的效果已经足够警惕我们了。多年作为一个粮食净出口国后，2004年中国出现了农产品贸易逆差。棉花进口量大幅飙升，从2001年的1万1千300吨到2004年的198万吨，整整增加175倍。中国的棉花农受到严重冲击，而蔗农和大豆农也不遑多让。根据香港乐施会(OXFAM)2005年发表的数据，廉价的美国棉花进口后，造成中国农民2亿零8百万美金的损失，和72万人失业。贸易自由化也可能是2000年到2004年减贫效果严重拖延的原因。
驱动全球消费的引擎
过去几年乡村资本主义的转型，以支持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优先考量，已经不只推动了共产党将农业贸易自由化，也推动了优惠佃农和小农的类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松绑。该过程包括松绑公部门对土地的控制，以迈向完全的私有财产制。该想法是让土地权可买卖（也就是创造土地市场），所以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可以扩张其土地。美国农业部的刊物委婉地说：「中国正在加强农民的权利；尽管还没拥有完整的土地，让农民仍可以租地，巩固其土地，并达到规模效率。」[3]
土地权的自由化包括在2003年通过农业租赁法，减缩了村内公权力重兄配土地和给予农民30年继承权和贩卖租赁权以获得可耕地的能力。土地使用权的买卖，让土地的私有财产在中国重新建构。当提到「家庭农户」和「大农」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替资本主义发展道背书，取代过去以小农为主的农业。就像一位拥护新政策的人所言：「改革将创造规模经济；提升效率和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也解决移民到城市者遗留下来的闲置土地问题。」[4]
尽管共产党保证正在将农民的土地权制度化，许多人仍担心新政策将合法化已经大量发生的非法抢地过程。他们警告这将：「创造少数地主和许多没办法存活的无地农。」[5]中国乡村如此剧烈的转型，如果从其他国家完全松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验来看，这种忧虑的确不是无中生有的。
总之，单纯分配金钱以刺激乡村需求，不可能抵销乡村发展受制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结构型从属关系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乡村地区减缓贫穷的停滞，和中国农民结构性地缺乏购买力。要让中国乡村成为国内和全球复苏的发射台，将需要根本的政策转向，且政府必须抗拒围绕着依赖外资和出口导向工业的特定利益，不管是在地或国外的。
北京已经在过去几年多次提到乡村的「新政」，但是实行政策，让说辞成为事实的政治意愿徵兆少之又少。在此状况下，就算中国乡村需求可能帮助减缓中国在全球萧条下受到的影响，中国农民也不可能取代目前破产的美国消费者，成为驱动全球消费的引擎。
中国农民不可能成为全球需求的来源，美国消费者处在严重的债务问题中，而欧洲的结构调整方案又可能大幅抑制消费需求，那到底有什么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动力的支持来源？
我认为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批判地审视全球化经济的基础。全球化经济筑基于出口导向的成长，同时开发中国家受鼓励，以为出口市场生产作为经济策略。这些市场主要是富有的北方国家的市场。由于劳力具竞争力，而农村又是便宜劳动力的来源，许多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加剧，恶化了国内市场作为需求来源的可能性。
当然中国是这项过程的标准范例，其生产和国家的消费脱节，导致一旦全球经济出问题后的多种断层，就像过去3年所发生的一样。
浪费危机，是很糟糕的
这种经济模式有另一个不会较小的问题。注重出口，代表的是密集运输，也就成为全球暖化的主要肇因。比如在美国食用的一盘食物，从产地到餐桌平均旅行了1500哩[6]，而运输又需密集使用石化燃料，根据2006年的数据，运输占了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的13%，以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7]
减少依赖出口的全球经济可以大幅减少碳排放，缓和气候。2009年是过去40年来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幅度最多的一年。[8]在纽约、新加坡、里约、首尔的港口，好几千辆货船闲置，代表的是80%海运需要的高碳的C级重油使用量大幅减少。空运的减少代表的是近几年增加最快的温室气体来源──航空燃油的使用也大幅减少。
为了回应出口导向全球经济的崩盘，中国等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转向国内市场，透过给消费者钱花用的振兴计画，希望经济复苏。这伴随着全球化生产结构的撤退，或者「去全球化」。《经济学人》也写道：「全球经济的整合几乎在每条前线上撤退了。」该杂志指出，一旦企业继续相信全球供应链的效率时，「就像每条链，也不过和他们所连结的最弱者一样强而已。如果企业决定像过去一样的方式生产，危险就会发生。」
对许多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环保人士和生态经济学家而言，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连结松绑，也就开启了机会，转向友善气候和感知生态的组织经济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全球运输的石化燃料密集模式只是所有问题的冰山一角。环保人士坚持经济模式的转变；全球经济必须从基本上由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驱动模式，转为适当或低度消费的真实需求，与基于永续和分散式的生产过程。
事实上，许多人说，若是不指出资本主义内含的环境破坏驱力，就无法严肃面对气候的问题──资本主义无止境的竞逐，被追求利润的欲望所驱动，将活生生的自然变为死亡商品。不过这应是另一个演讲的主题。
我的总结是，寻求某些人，无论是中国农民或是巴西中间阶级，来替代破产的美国消费者并重新启动消费，这终究是幻象。但也让我们不要浪费这个追求幻象的机会。引用一位欧巴马的顾问所说的：浪费掉危机，这是很糟糕的。让我们利用危机，让危机驱动我们去寻求更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或是在全球的范围。
